建议引言:所幸网络的流行,网民之力量,渐渐改变了桎梏和封锁,但是,整体的局面和气氛,其实始终没有明白的长进。回顾528前的媒体生态,和相隔16年后的新闻自由,自可体会了这一点。所谓人权,所谓民权,所谓知情权,往往我们都一知半解,似懂非懂。
“每逢政治危机即收缩言论,严禁相关议题见报,而媒体自我审查现象就会加剧。比如,1983年让政府行政权集中化的修宪法案尚待国会核准前,马哈迪下令媒体主管不能报道法案的详细内容,以及在野党在国会的尖锐批评。”
这么一来,各语文媒体包括华文报不敢违抗其警告,“在超过两个月内,竟未报道该议题及该场国会辩论”。不仅这样,1997年金融风暴爆发,他不仅打压该国裙带关系、朋党主义及贪污状况的国际媒体,更禁止国内媒体负面报道国家经济状况 ……
房翠瑩的硕士论文《马来西亚华文报的自我审查》(台北:政治大学;2016,页49)论述的这一些,走过80年和90年代的那一辈人皆曾经感受。经历烈火莫熄,马哈迪加强媒体管制。
2001年5月4日,时任《星洲日报》执行编辑的郑丁贤为文指出:“1999年大选后,在特殊的政治发展下,国内的新闻自由空间越发狭窄……一些评论作者不再动笔,一些改用婉转的方式撰文。”
郑丁贤的话才说完,2001年5月28日,报殇顿然爆发,南洋报业被马华公会通过臂膀企业收购。从此以后,这个国家相对开放的中文报业之版图,也一口气全然改变了。
那些年,媒体的日子全不好过。房翠瑩的研究说,上面“一不爽就传召高层问话”。此外,马哈迪也常公开谴责华文报煽动种族情绪。1990年巫统的党代表大会,他干脆点名中文媒体为在野党助选。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房翠瑩举证:立白病毒之时,卫生部长蔡锐明当时也被指曾经“阻止媒体报道初期被误指为日本脑炎,后来被证实更危险的立白病症蔓延的新闻。”
诸如此类,罄竹难书。政治学者的何启良博士忍无可忍,乃至在网络发布〈马华社的“泛政党现象”〉点出
“事到此不可理喻的地步,其肆无忌惮、倚势凌人的姿态已一览无遗”。
矛头所在,何启良博士直指当权领导,坦告“马华公会频频向华文报业发出指示,说国难当头,报导必须谨慎云云,表面是劝告,骨子里是堵塞言路,马华公会某党要被讥呼为‘华文报业的最高总编辑’,已是华社公开的秘密。
所幸网络的流行,网民之力量,渐渐改变桎梏和封锁,但是,整体的局面和气氛,其实始终没有明白的长进。回顾528前的媒体生态,和相隔16年后的新闻自由,自可体会了这一点。
所谓人权,所谓民权,所谓知情权,往往我们都一知半解,似懂非懂。甭说别的,就是528之曲曲折折内情,涉身的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也遮遮掩掩,不愿明白透露了真相所在。
认识这些,自可领悟了报业前辈朱自存先生在《纵观华报50年》(1994)
说得沉沉痛痛:“新闻工作者不能违反老板的政治立场,不能违反老板的商业利益:当有关立场与利益和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,新闻工作者最后的自由是:递上一封辞职信!”
时光荏苒,倏忽16年了。不管16年前的报变,你在哪里,还在其次;16年后的今天,转身之后马哈迪,是否愿意坚持高举新闻自由的圣火,那才是关键。可是,谁懂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