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议引言：如果当年没有茅草行动，接下来国家的局势将会怎样？要是茅草行动确不可取，替代的方案是什么？遵照这套思路，或许遵奉《内安法令》之名那一匹布长的肆无忌惮，似乎都振振有辞了。
听到相继要求自己为当年的茅草行动道歉的民情，马哈迪医生一方面表明，自己坦然接受各方之责怪，尽管此事非他决策（I
accept the blame even though the detention was not my decision）；一方面则继续横眉冷对千夫指。
马哈迪医生的经典辩词，听来熟口熟脸的：“我一上任首相，第一把火就是下令释放《内安法令》所扣留的21名政治犯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乃是体验（前农业部长）阿兹依萨（Aziz
Ishak）为此身陷囹圄，我就不喜未审先扣。”
当中，马哈迪医生直言，听到政治犯备受折磨，他遗憾极了 （I
regret that the detainees in Ops Lalang were tortured）。“这是背反法律的。”(This
is against the law) 马哈迪医生说。
这个版本，其实一早见诸他的回忆录《医生当家》（吉隆坡：MPH；2011）里。长话短说，总之马哈迪医生想要废除《内安法令》，身为首相顾问的警方，则思虑了国家安全；最后首相接受警方的劝告。
就一句话，千错万错，老马没错。要怪罪的，是警方的布局。我们现在回顾，是是非非不论，马哈迪医生之所以转圜同意，必然也攸关他当时的盘算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；既在其位，所思所行，自然有所另一套的衡量了。
因而，如果当年没有茅草行动，接下来国家的局势将会怎样？要是茅草行动确不可取，替代的方案是什么？遵照这套思路，或许遵奉《内安法令》之名那一匹布长的肆无忌惮，似乎都振振有辞了。
尽管怎样，我们也该留意，追究茅草行动，应该不能归咎华小高职之委派不当，造成族群关系之间的非常紧张。恰恰相反，事件其实起自经济的大萧条，连累政治资源的分配，间而促成1987年AB阵营的巫统党争。
一口气大逮捕了在野党领袖、工会代表、华教人士、社运分子、原住民、园丘工人、教会、伊斯兰教基本教义者；同时吊销《星州日报》、《星报》和《祖国报》（Watan）的出版准证，大家噤若寒蟬，一切戛然而止。
等到秩序逐渐恢复，46精神党大势已去，马哈迪医生空前的领导危机，也安然度过了。跟着内阁让步，同意调走华小不谙华语的正副校长，天下渐渐回到1987年10月27日前的原点。
若是这样，可见撇开政局不提，《内安法令》的应用，显然还有一己之私，不便明言的隐议程，尽管当初草拟《内安法令》的希克林教授解释，设计法令的原意旨在付共产党和武装分子。
追溯历史，自可发现，不但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审扣过程的施虐成分，犹如惊悚片。身为多年的第一号政府首长，甚至历任内政部长，难道这是他首次听闻如此这般的咄咄怪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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